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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菊花去的介绍
《我们看菊花去》，是白先勇195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弟弟送患上精神病的姊姊去医院的故事，是白先勇的一篇自传。故事中的男主角“我”受父亲之托，为了骗患有精神病的姐姐去医院治疗，就跟姐姐说要去看菊花。一路上，作者交代了姐姐精神失常的线索。到了医院时，姐姐看苗头不对，便问“弟弟，我们不是去看菊花吗？来这里——”，弟弟告诉她“我们先去看一位朋友马上就去看菊花”。故事到最终是林大夫把姐姐关到铁栅里面。“我”一个人身在游人零落的新公园（今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看菊花。《我们看菊花去》中白先勇抒发的是对姐姐患病的同情，以及对现实（姐姐患病被关的现实）的无奈与感伤，体现姐弟感情深厚。
《我们看菊花去》的读后感
我们看菊花去的读后感
故事很简单，讲述的是弟弟以“带姐姐去看菊花”为理由，将姐姐骗到医院精神科是事情。
我不禁想起我在江西某心理学校工作的事情——
“你们的心理老师呢？快去把孩子劝下车来。”一位阿姨在办公室里叫。
“什么情况？”我问。
“刚刚把孩子骗过来，小郑去看一下吧。”主任指了一下，“就在外面车上。”
近来天气一直不好，地上的雨水还没有干。几个孩子在校园里打扫卫生，一辆黑色的别克车就停在球场上。我跑过去，拉了车门却没有一点反应。到对面拉了一下车门，依然是锁着的。透过前窗，我隐约看到有人在里面，我敲了敲窗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待我折回去的时候，孩子的舅舅正站在门口往这边看，显然他一直注视着我。
“怎么，在里面吧？”
“车门锁到了，进不去。”
“你再去一下吧，我现在把门打开了。”他按了一下手里的遥控。
我走过去开了门，车子里直冲出一股桔子的味道。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子跪在里面的位子上，手里拿了一瓶饮料。借着窗外微弱的灯光，我看到他的眼神充满了恐惧。旁边的位子上满是桔子皮，我也没有上车，站在车门口说：“下来吧，天挺冷的，下来喝杯水，你妈妈在办公室等你呢。”他也不说话，轻轻的摇了摇头。我又劝了他几句，他很固执，只是摇头，像吓坏了。几分钟后，他轻声说了几个字，我没有听清，凑过去问他。他说：“叫我妈妈过来。”那声音轻的就像是穿过棉花传过来一样。我说：“她和你舅舅在办公室等你呢，他们在跟校长讲话，让我带你过去。走吧，我们一起过去好了。”他还是不理我，只是不断重复那几个字。
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又回去了。他舅舅依然在门口张望，见我回来，他问：“怎么样，还是不肯下来吗？”我说是的，他说要妈妈过去。“我们是骗他过来的，说是带他到南昌玩的，现在我怎么跟他讲。”孩子的妈妈在旁边一脸无奈和歉意。
木有办法，我只好再去一次了。心中的压力顿时大了很多——孩子的舅舅、妈妈都遥远的张望着。快到车门口的时候，车灯闪了一下，我知道他舅舅又给我开了车门。我钻进了车子，把座位上的桔子皮捡了下来，用纸胡乱的一擦，然后一屁股坐在上面。新的谈判，我一直在寻找话题，希望能够拉近之间的距离。但他嘴里含着饮料的瓶子，总是不理我。每一次说话，声音都轻轻的，生怕被谁听到了。几分钟后，我们有了一些了解，但我“苦口婆心”完全没有打动他，最后的结果是：妈妈过来我就下车。
妈妈我是给领过来了，妈妈过来之后，钻进车里，坐在我刚刚坐过的地方，说：“斌，下来吧，你看外面这么多同学，都是跟你一样的年龄，你下来看看环境。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咱们再回去也行啊。”他妈妈劝了很久，声音中都带着哀求，但孩子还是不为所动，不愿下车。
孩子还是不出来，一直坐着。校长对妈妈说，咱们先回办公室吧，让老师再劝一下好了。这时候校长已经决定强行把他拉下车了，只是不能让父母看到。
“小郑，你在这里再劝劝他。”
我答应了一下，却没有一点信心。对于这个抑郁症的孩子，我有点束手无策了。
我知道他是缺乏安全感，所以不愿意下车。我走到他坐的那边去，打开车门。我说你不要害怕，你看我们年龄也差不了多少，你长的比我还胖呢，我就带你在校园里你逛一下，你要是感觉不好的话，你再回来。我们不勉强的。一边说，我一边拉着他的手（他的手上黏黏的都是桔子水）。他有些犹豫，我又劝了他几句。他终于肯下车来了。这时候保卫科的主任也带了一些学生过来，我们一起“簇拥”着他朝旁边的“烦闷室”走去。他有些害怕，问：“妈妈不在这里，在那里。”主任说，就是在那里的，没有错啦，咱们去里面坐，外面挺冷的......
当我从烦闷室走出来的时候，斌的舅舅和母亲已经走了。
我们看菊花去(白先勇)这篇文章抒发了什么情感
《我们看菊花去》是白先勇早期一篇很短的小说，一方面患精神病的姐姐很依赖母亲和弟弟，对待母亲和弟弟十分信任，虽然患病，对于亲人却有一种赤子之心，一种无条件的相信。另一方面，弟弟和母亲明知姐姐害怕去医院，却要利用姐姐的信任以哄骗的方式把姐姐送进医院。从姐姐的角度来说，姐姐对家人的信任却遭到了家人的背叛，姐姐心里必然是失望的，无助的。从弟弟的角度来说，为了治好姐姐的病，他必须把姐姐骗进医院，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不忍的，无奈的。
我们看菊花去的赏析
《我们看菊花去》中的“我”和“姐姐”，自小就一起“在桂林上小学”，两人一起长大，感情深厚，可因为“姐姐”精神有病，“我”必须把她送进医院接受精神治疗。白先勇在自己的第二篇小说中写这样一个故事并不偶然，就在这篇小说发表的前5年，他的三姐白先明因患精神分裂症从美国回到台湾。白先明从小就心地善良，和白先勇相处时间最长，姐弟两人的感情也最深最融洽。白先明的得病，对白先勇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和刺激，使他始终难以释怀。这种事实背景使得《我们看菊花去》看上去似乎更象一篇带有强烈抒情意味的散文。由于“姐姐”精神上有病，因此“我”和“姐姐”事实上分处两个互不通达的情感世界：“姐姐”的情感永远沉浸在对过去或温馨或痛苦的回忆和寄托在现实的动物身上，而“我”则处于既深爱着“姐姐”但又必须设法把她送进“医院神经科”的情感矛盾之中。“姐姐”是病人，不好说理，但又正因为“姐姐”是病人，所以也易于“哄骗”。虽然最后“姐姐”也有所察觉，却因为“我”的发怒和她的善良，最终还是被锁在了铁栅栏的后面。但“我”的心灵却不再平静，“要是——要是姐姐此刻能够和我一道来看看这些碗大一朵的菊花，她不知该乐成什么样儿。我有点怕回去了——我怕姐姐的咪咪真的会哭起来”。这种强烈的情感痛苦的背后，正隐含着“我”对“姐姐”纯真感情利用的懊悔。“我”对“姐姐”的爱不但必须以使她痛苦作为前提和代价，而且还必须违心地以“哄骗”的方式进行，对于清醒的“我”，这是怎样深刻的一种无言的悲哀！而这样的事实本身，不正表明着人与人情感的沟通是多么的艰难？如果说从语言、结构和情感上看《我们看菊花去》应该属于散文的家族，那么从主题上看，它倒更象一个深具象征意味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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